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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民营企业面临传承问题 家族信托需求度日益高涨


发布日期:2021-12-18 06:18   来源:未知   阅读:

  自2013年平安信托和招商银行先后正式签约财富传承家族信托后,包括银行、信托、第三方理财等众多机构,纷纷开始筹划自己的家族信托业务。因此,2013年被业内称为中国家族信托的元年。

  对家族信托而言,受益人是最大的风险点。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胜认为,家族信托受益人因离婚、死亡等原因需分割共同财产,可能涉及对自然人信托受益权的拆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汉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受益人往往是未成年人;受益人可能会增减;受益权可能被继承;受益人可能与委托人发生冲突。那么,受益权是否可以继承?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限制受益权继承,那么将来既有受益人全部死亡了,怎么办?如果允许继承,那么配偶能否有继承权?受托人如何确定继承人?”陈汉说。

  “国际上的家族信托,其资产是属于受托人所有,但受限于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从法律上而言,我国的家族信托资产难以做到真正的所有权转移。”资深理财规划师陈云说。

  同时,由于我国尚没有公布“受托人条例”,营业信托中的相关监管法规也没有对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进行系统规定,家族信托中受托人应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成为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

  “在理论上,这种情况的确可能会带来些问题,例如,我国信托法对于受托人的义务规定较为严格,未规定受托人的免责情形。以股权资产管理为例,如果受托人作为家族企业的‘名义’股东,受托人在行使受托人权利时未尽到受托义务,那么依照我国的信托法则要承担责任,但如果在BVI信托法律框架下则有免责的可能性。”柏高原分析说,但这种理论方面的假设情景,并非会对家族信托业务构成严重的障碍。一方面,家族信托业务需要专业人士的主动设计,类似问题可以通过主动的设计加以避免;另一方面,信托法的许多规定,应该属于任意性规范,可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调整。

  柏高原说,针对上述情况,一方面,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方式进行约定,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例如,限定受托人的权利,要求其任何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或处分行为都以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同意为前提,这样可以避免其权利滥用。另一方面,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增设保护人,让保护人拥有监督受托人的权利。

  有人还提出,要想让家族信托在中国良好地运转起来,需要一系列配套法规和政策加以监管。在目前国内立法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与家族信托配套的法律制度尚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财产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委托人处分财产的合法性问题、是否有财产共有权人,设立信托的动机是否合法等。此外,与信托法配套的相关实操细则也尚属空白,只能通过监管层规范性文件以程序漏洞补丁的形式予以羁束。

  “此类问题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一,包括信托制度在内的诸多项法律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不完善之处,但这并不代表法律不可操作或不可执行。其二,对于家族信托而言,面对法律的缺失或障碍,可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其三,所谓操作细则空白的说法,值得商榷。确有制度存在不明晰之处,但家族信托本身具有主动性,可以通过主动设计规避这些不明晰之处。”柏高原说。

  除此之外,促使高净值家庭设立家族信托进行财富传承的原因之一,就是高额的遗产税,而目前我国尚未开征这一税种,这也就让中国的家族信托显得不是那么迫切。

  对此,柏高原认为,对于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促进作用。通过及早设立家族信托,确实可以使得一部分财富在设立人去世时不被视为个人遗产。但家族信托并非单纯为了避税,它在财富传承、家族治理、完善家族企业治理等方面均有多种功能。

  “虽然中国版的家族信托有着以上的一些不足,但相比其他传承方式来说,依然有着明显的优势。”柏高原说,作为一个舶来品,相关部门以及业内人士要从制度设计、法律监管、管理运作等角度,向成熟的模式学习,然后再结合本土特点,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来帮助中国的高净值家庭,实现财富的“富过三代”。